一、故事重复。任达华演的医生是一条线，他入镇探索牛结实（黄渤饰）的死因。另一条线是牛结实在长寿镇里头的遇害经历。按理说两条线应该一明一暗，或者主次有别，这样可以避免重复啰唆。但《杀生》电影中这两条线都展示出来了，牛结实等于死两次，一回是现场版之死，一回是任达华医生的调查版之死。这是很糟的叙述方式，让故事没有悬念不说，还会弄得电影时间轴混乱——有太多的前后穿插。

二、任达华的笑。任医生把等死的牛结实从山里背回镇里，遭到镇里人的反感。后来他到溪边给牛结实做了一个手术，牛结实这下没死了。任达华在探寻牛结实被害原因过程中，多次发出怪异的笑，这种笑或许是想表达他对小镇真相的把握，或这是对人性的参透，或者是别的意思，但它让我觉得很怪异——干嘛这么笑。此外，任达华作为不受欢迎的人，在镇里没有被打，奇怪了。

三、说真话的男孩。在大家都说牛结实要死了的时候，这个小孩冒出来告诉牛结实大家都在欺骗他。后来小孩被锁起来了，然后又被牛结实放出。这小孩和这个镇真是格格不入啊，大家都那么恨牛结实想整死他，就这小孩纯真的要命。

四、黄渤死因的多变。如果黄渤是在集体的谎言中死去，那么这个电影将会有价值很多——一个混蛋在人们对他健康的假担忧，或者说诅咒中死去。曾经在书里看过这样一个实验，在给死刑犯行刑时，把他眼睛绑蒙起来，然后用笔在他手腕上画一条线，死刑犯以为自己被割断筋脉，然后便死去。当人没有活的意志了，心死了那就活不成了。《求生》似乎想按这种去的，但后来又让黄渤因为保住自己的孩子而服毒自杀。

六、众人到底要牛结实怎么死。如果是要他心死，为什么后来又出现了毒药。如果要下毒，为什么不在婚宴喝酒时候下毒。

七、奇怪的牛肉。苏有朋演的医生留洋归来，他也恨牛结实，因为牛结实童年顽劣导致他的家人被熏死，所以苏医生非要整死牛结实。全镇人在苏有朋的带领下团结起来，以铃铛为信号，对牛结实实行一系列的整治，这是全片最精彩的部分。可惜有一块肉把这个事情搞得模糊怪异。肉贩子恨死牛结实，想送一块注射过药物的牛肉给牛结实，但牛结实没拿走这块。牛贩子没有销毁这块牛肉，而是挂起来接着卖，他明知这块牛肉有问题，后来又卖给了苏有朋医生，所以苏医生后来鼻血流个没完。这中间的逻辑我没搞明白：牛贩子送牛结实肉应该是苏有朋计划中的一部分——这是要他生病流鼻血，还是流了鼻血后挂掉，没说清楚。总之这个计划没成功，按理说应该扔掉问题肉，但没扔，怎么就敢卖给苏有朋，苏有朋吃了到底会不会死呢？如果死是代表报应？如果苏有朋得了报应，那么怎么牛结实就没被报应——他活过来了，老婆孩子也没死！

八、牛结实太结实。牛结实太过结实了，开头那段拳打脚踢、再扔悬崖，一般人死三次有余——这部分在电影中出现了大概三次，但牛结实跟没事一样就回到镇里了。最后他吃了毒药，也没挂掉。

九、镇里的管理体制。看起来，长寿镇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地方，小镇的风俗中胆敢把寡妇溺亡。但对待牛结实是不是竟然没辙。敢弄死寡妇，为什么不敢杀死黄渤，非要让苏有朋回来搞一团设计。

十、穿个黑袍就瞎了眼吗？好象穿了黑袍，就没人认得你是谁了，像看《魔戒》。

十一、地震。效果很差，放在电影里的逻辑没搞明白。你在电影里看到的情况是，人们在地震来临的时候，似乎表现得很正常，没有人性上的闪亮或陨灭。地震变得可有可无，对故事情节没有推进作用。结尾的地震想表明什么？是想说大自然的残酷，还是因果报应，还是？不管想说什么，这场大地震来的很怪，似乎仅有助于表现一种破碎纷飞的场面。

导演应该感谢黄渤，他的表演感动了很多人，很多人依然觉得这个电影好看。

珠海是个名字诱人的城市，等你去了，你发现这个名字并没有骗你。这是我第三次去珠海，前两次匆匆走过，这一回，因为采访比较纠结，所以多住了两个晚上。又恰好赶上大晴天，于是在最负盛名的香炉湾走了几回，被这里的美所震惊。

大约是在两年前，我采访了一个逝去丈夫的女人。她的丈夫曾有一段时间在珠海开出租车，并打算在这儿买房，再把她接过来，然后在珠海终此一生。她也曾来过珠海，和丈夫一起在拱北那边，望着不远处的澳门的繁华灯火，想着此生的美丽。

如果不是亲自来到这儿，很难体会到珠海的诱惑，这里的恬静，以及澳门的吸引力。最终，那个女人的丈夫得了一种奇怪的病，坚持了4年左右去世了。他们所有的打算化成了烟云。只有珠海还在这儿，独自美丽着，多数人如我如她仅是过客。

我打江南走过，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。四五月，我们去了杭州、富阳、绍兴、乌镇。她们理应就是江南了。

这儿温婉、柔软，像是故乡。在一个同学的住所附近，有一座廊桥，跨过一条缓慢运河，仅供行人和自行车通过。我曾在去年去过一次，从此每次想到杭州，就想起这座廊桥。尽管桥的附近是马路高楼，但这类小桥、小河一点点地守护一小片宁静，闹中取静、悠闲自在。这些小天地构成了这个城市的性格——江南的性格。

我们专门去了郁达夫故居。一路上，我们去过鲁迅、茅盾等江浙名人的故居，而郁达夫的故居最像故居。尽管真实的情况是，在1998年，杭州富阳的旧城改造，真的郁达夫故居被拆了，然后在富春江边仿造了一个。

但似乎没有什么比富春江更像郁达夫了，尽管这条江比我想象的宽广、静默、浑浊，但她依然带着某种哀愁，或者说是，水样的春愁。我们在多个江南的城与镇走过，尽管欢乐，但总免不了忧愁，这些水乡总让人怅然若失——或许就像鲁迅回到绍兴、郁达夫回到富阳小城。这或许便是江南。

文／许伟明

钱老大有副老水手的模样：皮肤黝黑，胳膊粗壮，烟不离手。

他是海南琼海市潭门镇一名船老大。在潭门港，多数人都知道他，因为每月总有那么一两次，他是向西沙群岛提供物资补给的船长，他这样的船长只有两三个。

他给深海岛上的官兵带去蔬菜、水果，或活鸡、鸭、鹅、猪。多数时候，他还得再扛几袋泥土，并帮着寄送信件、包裹。

西沙的官方补给船只通常只运来一些淡水、大米、面粉等主食。钱老大的渔船让小岛的物资丰富起来。尤其是他还顾及了众多通信不便的小礁岛。他的渔船成了西沙群岛官方补给通道的重要补充。

远海补给

在潭门，打鱼世代相传。钱老大在18岁时就跟着父亲出海，从此成了渔民。他的儿子现在也都跟着他出海。

钱老大近50岁了，拥有一艘上百吨的渔船——这在潭门港是中等规模，以及十来个船员。

每次打鱼，钱老大都会到千百海里远的西沙、中沙、东沙、南沙等海域。他们出发的潭门港是海南岛通往南沙群岛最近的港口之一，和祖辈一样，这儿的渔民偏爱在南海众多环礁浅海里潜水捕鱼，只要技术经验足够，必能收获许多鱼、虾、螃蟹、海参。

钱老大说，像黄岩岛周边的环礁盘，面积很庞大，鱼类资源丰富，水深也适合，所以潭门港渔民祖辈都会到黄岩岛海域作业。之前几天，从黄岩岛回来的渔民，又陆续返回黄岩岛打鱼。

4月24日，钱老大也从西沙群岛打鱼回到潭门港。在陆上准备了十来天，他将再次出海。出于风险考虑，钱老大不想去黄岩岛，他曾在几年前被外国武装船只袭扰、被短暂扣留。

加上他常去的西沙海域将在5月至8月起休渔，所以在下一回，他决定到没休渔的南沙打鱼。不过在半途，他会先在西沙群岛稍作停留，给岛上官兵士兵卸下补给的物资。

西沙群岛远离海南岛，从潭门到那儿，渔船要开上一天一夜。岛上缺淡水食物，全靠陆上供给。琼沙3号是目前唯一一艘西沙群岛官方补给船，每半个月，它会带去淡水和面粉、大米等主食。

琼沙3号的补给难以令人满意。它主要补给永兴岛——西沙群岛最大岛屿，同时也是西沙、南沙、中沙三个群岛的军事、政治中心，岛上有部队、政府大楼、银行、气象台、邮局、医院、商店、机场等。

而永兴岛外那些更小的礁岛，尤其在另一侧的永乐群岛，尽管也有驻军，但物资补给相差明显。

琛航岛是永乐群岛中较大的一个礁岛，一名曾在这岛上做军官“岛主”的退伍军人告诉记者，在琛航岛上，官兵们被禁止在岛海边钓鱼，只能向路过的渔民买鱼。要是等不到渔民，只好吃罐头食品，各种花样的罐头几乎都被他们吃遍了。

在1998年的时候，这个岛主实在吃不下罐头食品了，就让钱老大从陆地上给他捎一些新鲜的食物。从此，钱老大的渔船也扮演起供给船的角色，尽管它的载重只有几十吨。

钱老大给这些礁岛带来的东西绝对鲜活。原本他出海备着用来藏水产品的冰块，恰好可以先用来冷藏蔬菜、水果。他还会带着活鸡、鸭、鹅上岛。“一斤白菜，我运到岛上的价格只会比海南岛贵几毛钱，不超过5毛钱。有时甚至更便宜，因为我长期从一个固定的人那儿大批量采购。”钱老大说。

有时候，岛上要建设个营房需要的砖头、水泥、钢筋，甚至建这些营房的工人，也都由钱老大的渔船来运送的。

每一次补给运输，总缺不了土。钱老大说，西沙各个岛上都是沙子，水一浇下去都渗走了，种不了植物，为了改良土质，要不停地从海南岛上带泥土上岛。钱老大的补给就经常包括泥土和树苗，对这些他也只收取成本。

文/许伟明

一

每次去巴西，宁华军都很愉快。“可能是热带气候的原因，巴西人很热情，看到中国人就会微笑。”

但有时候，他会被另一种巴西式热情所吓到。在公交车上，或其它人多的地方，一旦收音机喊出“RIO”（里约热内卢），人们就会欢呼。

里约有狂欢节，还将有奥运会。在里约拿下2016奥运会主办权时，宁华军刚好在巴西出差，之后那一个月，巴西人不停地为此狂欢。巴西有很多的理由狂欢，在更近的2014年，足球世界杯会率先横扫巴西。

宁华军把巴西的热情理解为“全民向上的力量”：巴西人看到了自己国家的前进，并为此而骄傲。在去年，巴西的GDP是2.4万亿美元，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。

宁是东莞一名印刷机械的出口商，产品主要用来印制精美包装礼盒。这生意和整体经济关联紧密，经济上升时，人的购买力强，他的生意会好做。他在巴西的生意现在就很好做。

自2006年第一次把产品卖到巴西后，宁华军每年都从巴西市场获得10%的销售增长。2008年后，美国市场销量下滑，但巴西的增长得以维持，并超越美国市场的下降。

在他和巴西人做生意的这5年内，巴西机械消费市场的规模也在256.8亿美元的基础上翻了2.5倍。环球市场报告指出，5年内，中国对巴西的机械出口，也在8.03亿美元基础上翻6倍，而来自美、德、日在巴西的份额则逐年缩水。

当欧美市场疲软时，巴西对多数“中国制造”保持着惊人的胃口。

去年，巴西从中国进口了4.1亿美元家居礼品，占总进口近80%。

去年，巴西对汽车配件的进口增长18％的增长，而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长了51％。

中国灯饰照明占巴西进口的份额，从2007年的43%升至去年的60%。在2010年，中国灯饰照明对巴出口增长59.94%。

还有五金建材、电子设备、服装……

如何描述巴西的增长？蒋伟明说，只能用“井喷”来形容。他是广东江门骏威灯饰的董事长，公司出口吊顶玻璃灯饰。3年前，他和巴西客户接上线，搭上了快车，每年对巴出口增10％以上，今年一季度又猛增了30％。

进入巴西前，蒋伟明的市场主要在欧洲，占了七成。2008年之后，欧洲市场下滑明显，他寻找新市场，后找到巴西。到今年，出口的比例被颠覆，出口巴西占七成，俄罗斯成第二大市场，欧洲市场比例已剩很小。

环球市场运营总经理潘建岳预计，对巴西的出口增长能够持续数年。巴西虽是发展中国家，物价水平高，国民消费能力却很强，刷卡消费已成习惯，消费占GDP比重已达69%，几乎是发达国家水平。

巴西只是新兴市场的一个缩影。潘建岳说，中国外贸的主要市场依然是在欧美，但在欧美疲软时，中国的建材、五金、LED等行业对新兴市场出口的增长却表是惊人的。

海关数据也显示，去年中国对欧、美的双边贸易总值分别是5672.1亿、4466.5亿美元，各增18.3%、15.9%。而在同期，对巴西、俄罗斯和南非的双边贸易总值为842亿、792.5亿和454.3亿美元，各增长34.5%、42.7%和76.7%，均远高于中国进出口总体增速22.5%。

文/许伟明

一年中的清明节，是钱星保一家人唯一一次回老家的时候，目的是进山扫墓祭祖。从现在住的广州花都出发到老家清远阳山，大概100多公里，早上出发，当天返回。

在清远阳山县的山村老家，十几年前被他们抛弃的简陋屋子已经倒塌，村子比以前更荒芜。但当他们回到广州花都，“寄人篱下”的移民生活也不好过。

他们是“代耕农”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广东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：离开粤北、粤西的山区，迁到平坦的珠三角平原耕种。

20年前，钱星保和广州花都的一家村庄签了20年的居住代耕合同。到今年12月，这份合同期满了，他们将走到一个命运关口——之前，他们已经被驱赶多次了。

大部分代耕农的处境和钱星保们类似：在珠三角被驱赶，也回不了山区。在珠三角耕作了20多年之后，他们依然处在担心成为“土地的局外人”的巨大焦虑之中。

    下山代耕

在上个世纪80年代，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开始发展，珠三角农民得地利之便，率先“洗脚上岸”，入厂打工或自己创业。

这些弃耕者们依然要缴纳公粮、订购粮、水利粮、五保粮，一亩地每年要缴纳超过250公斤稻谷，而当时水稻亩产不到300公斤。南方一年两季稻，几乎有一半收成交给公家。对弃耕农而言，田地是一项负担。

让平原农民“上岸”打工创业，山区农民下平原“代耕”，成为一个不错的办法。在粤北、粤西山区政府和珠三角地区各镇政府的合力推动下，从1984年－1992年，大批山区农民向珠三角迁徙。他们以承担公余粮任务为条件，承接弃耕的土地。

《南方农村》杂志于2004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提到，截至1993年，“代耕农”达20万人左右，他们主要在深圳、珠海、东莞、佛山和中山市等地耕种农田。

到了1992年，迁徙接近尾声时，34岁的钱星保带着妻子和3个孩子加入“移民潮”。他们的老家位于清远阳山县水口镇的大理村，这批移民一共120人，他们走了之后，原本3000多人的村子只剩下100多位孤寡老人留守。

他们来到广州花都的炭步镇大涡村，组建“阳山四组”。为了这一次迁徙，“很多人把家具、牲畜卖了，攒一点路费就走。”一些人还得向信用社贷款。钱星保决定，永远地逃离粤北。

到1991年的时候，这轮省内移民已持续了7年。彼时的珠三角对招纳代耕农的需求已不那么迫切，因此，代耕农可以获得的待遇也有所下降。阳山四组只获得了耕地20年的使用权，并且不给帮忙解决入户。

钱星保是阳山四组的村长，他解释说，当时愿意答应20年的期限是因为，“老家真的是太穷了，当时没想那么多，有机会走就赶紧走”。

而在2公里之外的佛山市三水范湖的太院村广宁组，200多名代耕农早在1984年就迁来了，那时移民潮初启，他们受到了热情欢迎，两个村划拨给他们旱地48亩、水田76亩，一些本地农民还给他们肥料。由于担心代耕农回迁，代耕农和村委会之间订立的合同明确写着：土地的划拨是永久性的，代耕方不得退回。为了彻底打消代耕农回家的念头，入户问题也在政府帮助下迅速解决。

文／许伟明

每个人都怀有飞行梦，梦想成真则需机缘。

2005年“十一”，辽宁鞍特钢结构老板陈少昌登上沈阳的齐白山。在那儿，他第一次见到了动力伞。后来，他花2000来元去考动力伞的驾照，然后他就“进入了飞行圈”。

但他一直觉得动力伞不过瘾。2009年，他考取了私人飞机驾照，成为辽宁拥有私人飞行驾照第一人。

2007-2010年的几次美国世界航展大会，他一次都没落下。美国高度发达的通航飞行让他感叹不已，而国内几乎是空白，这意味着商机。很快，他把飞行变成一桩生意。

他所要做的是卖飞机，并且让这些飞机能在中国飞起来。而在珠海的全国首家“飞机4S店”，是关键一步。

梦的发酵

“4S店”位于珠海机场左侧，他由一栋办公楼，和一个飞机库组成。办公楼原是国际航班候机楼，但珠海机场没有国际航线，空了出来。2010年11月17日，陈少昌和另外几个股东以4000万元的注册资金，在这筹建一家通用航空公司。

选择珠海原因很简单，珠海机场没国际航班，国内航班也少，留给私人飞行的时间更多。此外，珠海是国家计划的十个低空开放城市之一，并以航展闻名，政府对航空产业积极支持。

但在珠海，私人飞行依然颇为麻烦。飞行之前，必须向机场、民航部门、军方报告飞行计划，获得核准后方能在指定时间于指定高度、航线飞行。这使得一些拥有飞机的人却飞不起来，或者只能偷偷搞“黑飞”。

销售经理陈飞介绍，一开始，陈少昌他们建立的是珠海商用航空中心，它只是一家商贸公司，没有资格飞行。中心成立后一年内接了14架飞机的订单，但一直没有交货。

“我们本来是不准备去成立这种航空企业的，但是按照中国的航空法规，如果你想去托管飞机，你必须要成立一个叫做‘通用航空公司’这样的单位，”陈飞说。

建设这样一家具有FBO（小型飞机地面服务站）功能的通用航空公司，航空公司可以代理私人去做这些飞行计划的报告，这让私人飞行变得简单一些。3月16日，在拿到了齐全的证件之后，全国首家飞机4S店，即珠海西锐通用航空有限公司（下称“珠海西锐”）成立。之前对美国公司下的飞机订单目前正准备着手交货。

私人飞行神秘而复杂，飞机不像汽车那样可开回家，而要保放在某个机场托管，它的起飞、降落、维修、维护多仰赖专门的通用航空公司。除此以外，珠海西锐的业务还有FBO、出售飞机、飞行驾照培训等。这看起来是一桩好生意，一架私人飞机的价格一般是300－500万元，而单一年的托管费是30多万元。

珠海西锐拥有一个半个足球大的机库，可容纳24架A类和B类型飞机。公司主要经营的是西锐的B型飞机。目前机库仅拥有2架B型私人飞机。仅有的这两架飞机是去年3月从美国飞过来的。陈飞说，由于这种小飞机的航行距离一般为1200公里，因此中途在太平洋的8个小岛上做了停留，前后79个小时，中途还遇到了台风。

这是一种外型小巧的飞机，陈飞说，一个客机的翼展可能有40米，而B型机的翼展可能只有11米，外型瘦小。但它依然拥有堪比波音737的内部设备，可以进行闪电侦测、台风雷达预警、红外线观测等。

“美国人口才2亿多，在有通航飞机是24万架，飞行员64万名。” 陈少昌说，而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，私人飞行几乎空白，不到200个的通用机场，不到700架的通航飞机。

美国的发达被归于低空开放。陈少昌说，“在美国，通用飞行是报告制，飞的时候跟当地机场塔台报告一下。塔台就告诉你，什么时候可以起飞，在空中也是没有航路限制的。”

文／许伟明

1999年我上初二时，语文老师出了一个命题作文的作业：“雷锋精神过时了吗？”后来，老师告诉我们，雷锋精神非但没有过时，反倒是在新年代里应该发扬光大。

后来的学生生涯中，“雷锋精神过时了吗？”这样的问题反复出现。它在每年的“学雷锋日”到来前成为校领导讲话主题，在学校的文学刊物里被一些文学苗子们纵论，它还出现在辩论会上。我记得曾经有一堂课，老师将我们分成两队，一方的观点是“雷锋精神过时了”，另一半观点刚好相反的当然是赢了。

最令我记忆深刻的是黑板报。初中到高中，黑板报都是同年级的各班文艺委员竞争的舞台。每当到了学雷锋日那一阵子，所有教师的后黑板都出现雷锋的肖像，多数是粉笔画，讲究的班级则用水彩的。一般，雷锋的肖像可画得像对开的报纸那么大。

那些以雷锋为主题的黑板还喜欢在肖像边上抄上雷锋日记的片段，最多的是：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，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，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，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。

这些日记的内容都像是警句格言，似乎是在用排比和比喻的形式解读了某种真理。但我那时并不知道个人主义指什么，敌人是谁也不清楚。直到现在，我对雷锋的认识依然是粗糙的，就像他的粉笔肖像一样。

雷锋的肖像也不复杂，先画一个护耳的军大帽子，护耳的部分要画得足够明显，在帽子的额头出画一颗五角星——最好用红粉笔。然后从帽子护耳的部分开始，勾勒脸、眉、眼、鼻、嘴。

事实上，每个班级的黑板报上的的雷锋肖像是各不一样的，有的雷锋脸长、有的脸圆，有的胖、有的瘦，有的眼大、有的眼小，有的好看、有的难看。但大家都认得出他画的就是雷锋，而不是别人。这是雷锋肖像的魅力，他具有那么大的包容度，不会因为一些细节被变动而被误认。或者说他像是一个文字，包含着多种写法。

那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，我们对雷锋的认识本身是脸谱化的。画黑板报的同学都是就着一些专们介绍黑板报的小册子来画雷锋的，而这些小册子的雷锋都是脸谱化的——军帽、简单的一张脸被黑白地印刷出来。

但是雷锋事实上有照片的，并且很多。比如他扛着枪，严肃地站着，似乎是在站岗。或着在认真地阅读《毛泽东选集》，当时他在车内，显示这个战士在闲暇之余的勤奋，拥有他在日记里写到的“善于挤、善于钻的钉子精神”。

雷锋的故事很多，他帮助过农村的农民、村妇，也帮助过城里人中的大妈大爷，还帮助自己的战友。世界上的各种好事好像他都做过了。而他快乐地在城乡之间、工农兵三个阶级里奉献热心，成为这三个阶级共同的天使，而他则从中获得了一种人生价值上的满足。

但雷锋身上的特质还有一点不应被忽视：忠诚。他对党忠心不二，对毛泽东思想相当痴迷，政治思想非常先进。他身上的阶级意识也格外强烈——对同志和对敌人是完全不同的态度，而敌人显然也是党的敌人，阶级敌人。他的高尚道德也只对“同志”有效，而非普遍意义上的人。

现在雷锋已经几乎被商业主义收编，他的波普脸孔以及毛泽东的题词都被当代艺术重构，成为某种反讽时尚。雷锋的形象也越来越顽强的留了下来。他是特殊时期国家威权主义制造的道德偶像，而这些偶象多半是按政治需要刻意去捏造的，就是树立“正面典型”，这些典型的共同点：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绝对地和政治服从统一起来。

文／许伟明

在深圳盐田区沙头角保税区，唯冠科技（深圳）有限公司——深圳唯冠已人去楼空、破败不堪。现在它最值钱的资产是争议中的两个IPAD大陆商标。

2010年4月，深圳市中院受理了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IP公司起诉深圳唯冠，诉请判令2个大陆IPAD商标归原告所有，并让赔偿调查费、律师费400万元。去年12月，一审判决驳回起诉，苹果、IP不服，后上诉至广东高院。

本次上诉，苹果和IP要求撤销一审判决、发回重审或者改判、诉讼费用由对方承担。2月29日，广东高级法院对该案终审，IP公司买卖IPAD商标的经过被逐渐还原，法院并未当庭宣判。在中国大陆，商标归属谁，将会是留给新一代iPad的最大悬念。

从2005年开始，格雷厄姆•罗宾逊（Graham Robinson）开始调查唯冠集团在全球的IPAD商标注册情况，后来成为IP公司（苹果为购买IPAD商标而在注册的关联公司）购买IPAD商标的谈判代表。2月29日庭审上，他作为证人出庭。

2009年8月18日，罗宾逊和唯冠公司第一次用书面接触。他最先接触到的是英国唯冠的卢嘉豪。后来，一个叫“HuiYuan”的人取代了卢嘉豪。

HuiYuan是谁？在深圳中院的一审中，这个问题没有答案。苹果、IP不知道其中文名，深圳唯冠否认其为公司员工——“无法查明对应于哪个自然人，不排除他人使用公司的电子邮箱。”一审判决书中，HuiYuan是某个未被确认的中国人名的拼音。

但在终审法庭上，HuiYuan的身份被确认了。深圳唯冠称，HuiYuan的中文名是袁辉，是自己公司的专利工程师，因为英文好，所以被台湾唯冠请去协助和外国人的沟通。

有趣的是，在开始的通话中，罗宾逊却发现，袁辉英文并不是很好，那之后双方的交流改用电子邮件沟通。罗宾逊用Hargreaves Jonathan的假名，通过Yahoo邮箱和袁接触，袁用的是深圳唯冠的企业邮箱，双方开始了一系列的讨价还价，电子邮件往来超过70封。

袁辉还能拿到很多唯冠集团在全球各地的IPAD商标注册证。2009年11月17日，袁辉给罗宾逊发的一封邮件中有两份附件，分别是泰国、印尼的IPAD商标注册证。苹果公司称，“这两个附件是袁辉发给IP公司的代表，IP公司的代表问袁辉还有无其它商标，袁辉因为看不懂泰国、印尼文字，就直接把商标证发过来了。”

苹果还称，深圳唯冠的另一名员工杨婷，也曾用深圳唯冠的邮箱把IPAD大陆商标注册证发给IP公司。深圳唯冠对此提出质疑，“杨婷邮件的真实性只能让杨婷本人来回答”。

深圳唯冠的员工能拿到各国的IPAD商标注册证，使IP公司认为深圳唯冠事实上保管着唯冠在全球的商标，而深圳唯冠则是唯冠集团的总部，袁辉又得到了深圳唯冠的授权。不过这些都遭到了深圳唯冠的否认：深圳唯冠和唯冠国际是相互独立的主体。

不管袁辉是代表谁，罗宾逊和他的邮件谈判一直持续着。罗宾逊称，他向袁辉表达的意思很明确，IP公司要买的是唯冠在全球的10个IPAD商标。有时候，袁辉发给IP公司的邮件还抄送到深圳唯冠、台湾唯冠、英国唯冠的企业邮箱。

到2009年11月2日，两人讨价还价差不多了，10个商标的价格从一开始的2万英镑，提到了3.5万英镑。这一天，袁辉用深圳唯冠的信头纸起草了一份签呈报告，主旨是IPAD商标购买事宜。时为唯冠集团董事长，台湾唯冠、深圳唯冠法定代表人的杨荣山，在该份函后签了“准 如拟”。

这份签呈函是苹果提出的新证据，它来自此前在香港法院起诉唯冠国际时被告提供的材料。苹果却没有该份证据原件，真实性受到深圳唯冠质疑。后者认为，拿着香港法院的证据到大陆法庭来，混淆了两种诉讼制度。

麦世宏是iPad商标确权案的另一个关键人物。按照深圳唯冠的说法，袁辉是被麦世宏借去用的。

2009年12月23日，IP公司和台湾唯冠在台湾签约，麦世宏参与了签字。在这份英文协议上，麦世宏的身份是唯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即台湾唯冠）的Legal General Counsel。苹果和IP公司把这些英文翻译为“法律总顾问”，而“总顾问”就应该是以集团的身份出现。不过深圳唯冠认为，麦世宏签约的身份只是台湾唯冠的法务处长，他如何翻译自己的职务则是他的权利。

麦具有多重身份是无疑的，他是台湾唯冠法务部长、深圳唯冠法务部总监，以及唯冠集团法务总顾问等。他的多重身份造成了本案的一个关键点：他究竟代表台湾唯冠还是深圳唯冠与IP公司签约。

由于协议的标的为10个IPAD商标，8个是台湾唯冠的，2个大陆的商标属于深圳唯冠。IP认为，麦只有在代表集团的时候才有权签约转让10个商标。不顾深圳唯冠咬定，麦未获得深圳唯冠的书面授权，无权转让深圳唯冠商标。而且苹果后来开的汇票，收款人也是台湾唯冠。深圳唯冠自认委屈，IP和台湾唯冠的买卖把作为第三方的自己的资产给交易了。

由于双方立场不同，对一些事实作出的解读也完全不同，尤其是在深圳唯冠的财务受债权银行监管一事上，深圳唯冠财务状况糟糕，资产和经营受债权银行监管。

一开始，IP公司接触的是英国唯冠，然后又和深圳唯冠的袁辉洽谈，最后达成协议的却是和台湾唯冠。苹果认为，这是深圳唯冠的有意安排，目的在于绕开银行监管：“深圳唯冠的资金往来应该进入中国银行某资金监管账户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深圳唯冠要求由台湾唯冠来签订协议，并将款项汇入台湾唯冠的账户，以逃避资金监管。”但深圳唯冠代理人辩称，两个IPAD商标早已被银行查封，将其出售是不能不和债权银行汇报、协商的。

IP公司和苹果最后拿出的一个理由是，IP和袁辉的邮件往来中，已经具备了合同所需具备的“要约”、“承诺”要件，即双方已经通过网络进行过“电子邮箱谈判”了，已经形成了“事实合同”，纸质合同只是一种确认。

但是深圳唯冠反驳称，袁辉发给IP的每一邮件都特别注明，“邮件内容都是非官方的，除非有正式文件，邮件内容不具有效力。”且IP公司也多番催促签订协议，并明确要求以书面协议为准，洽谈过程中的口头、书面内容均不作为依据。

在麦世宏和IP公司签约后不久，IP公司便将10个商标以10英镑价格转让给苹果。2010年1月，iPad平板电脑在旧金山发布，不久后上市并进入中国大陆市场。当年2月，深圳唯冠开始和苹果发生商标权属纠纷。